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同一天（1998年5月14日）刊出杨绛《吴宓先生与
钱锺书》，我们又在5月26日天津《今晚报》、6月号北京《读书》月刊、7月号长沙《
书屋》双月刊上熟睹，照例海外也不能不有。鉴于杨文净是想象揣摩之词，我们便合
作一篇指正文章，发表在6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原文甚长，编辑作了删改。文
章依照杨文的顺序，逐条作史实辨证。所以，这篇史学考证文字，只在搞清史实，并
非要评论钱吴关系，因为李洪岩著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1998）有《
钱锺书与吴宓》的专章，已经对他们的生平交往及学术异同全面考论过了。

    我们对杨文都作了哪些史实校正呢？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

例子一
   
吴宓有个情人，叫毛彦文；杨文说，钱锺书在一篇评论温源宁《不够知己》的英文书
评第二稿里（实际是评吴宓人品诗品的学术论文），“自出心裁”，给这位大美人起
了个英文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其实，这个调侃的英文俏皮话（“卖弄风情的徐娘”）钱先生在一封评
论《吴宓诗集》的英文信中早就说过，当时就公开发表了。“superannuated
coquette”(钱氏原文不作“super-annuated
Coquette”)也不是毛的“雅号”，而是指毛彦文一类人而说，正如另一句“scatter-b
rained
flappers”是指比吴宓小二十多岁的高棣华们而言。这两个辞儿，刚好等于《围城》
中所说的“黄毛丫头，半老徐娘”；二者偶丽，才算得俏皮。而且，《吴宓日记》1931
年6月18日就记自己热恋的美国人H说毛彦文“似一coquette”，可见，这个词不能说
是钱的“自出心裁”，因为别人也说过嘛。

例子二
   
十九年前，1979年8月4日的台湾《联合报》上，刊载一篇周榆瑞的文章，叫做《也谈
费孝通和钱锺书》，后来收入天一出版社1985年印行的《钱锺书传记资料》。文章中
有这样一一段话：

   
记得一次陈福田师对我若有所憾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锺书进入研究院继续
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几分光采。可是他一口拒绝了，
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
过分了。”吴雨僧师对于钱锺书之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却没有不高兴，他说：“学问
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锺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
，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一句名言却在西南
联大新校舍的氛围中留下了馀响。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钱锺书在临走前公开
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种话
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的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

   
这段话，不少钱锺书传记著作作了引用。对此，杨绛先生数数年后感到非常生气，在
文章中愤愤写道：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
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
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
，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
。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
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
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
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
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
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
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我们在文章中指出：这是杨绛第二次公开勇敢地站出来为钱锺书辟谣正名。首次是在
人鬼真假是非都颠倒过来的年代。她那时所采用的手段还没过时，大可取法：一是断
定“这语气就不像”，二是“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根据杨绛的这个“考据”
原则，经过“调查”，我们觉得，钱锺书肯定说过“吴宓太笨”那些话。

   
拙文写道，好臧否人物是钱锺书的天性－－狂，他自己就承认“当年狂态”（《槐聚
诗存》55页）。杨绛说得对极了：“父亲因他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
话的意思……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使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杨绛作品集》140页）我们瞧“这语气”（w
ay or
ways）就满像；“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亦不屑刺讯”（《管锥编》10
97页）。杨绛用心良苦，不辞手劳口瘁，使人签字画押立“郑重声明”。“当事人”
固可以否认六十年前的所作为所见闻，信誓旦旦，体性风格亦自不虚，章章可识。但
是，十九年前钱氏夫妇没有看到周文吗？怎么不辟谣？如今杨绛也完全可以将此事向
钱锺书本人证伪，用不着单单质“问”李赋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半年多，颇遭叶公
超等忌嫉，很不得意，自行离职，也不跟学校打招呼。一年后陈福田就反对聘任他。
怨愤之下，遂吐真言，不亦宜乎？杨绛策划并主编《钱锺书集》，四处登广告，向全
世界徵集钱先生信札批识等等所有全部字纸和图片，保不定里面就有真凭实据呢。

   
平心讲，那些话并非“损害”或“太伤感情”，而是得自事实的结论。只要看《围城
》里的三闾大学，哪一尊人物不是“无毛两足动物”？翻翻半部《吴宓日记》，又岂
止什么“懒笨俗”！杨绛这篇文章不也说吴宓“傻得可爱”、“老实得可欺”？低钱
锺书一级的季羡林也老实不客气地看不上清华外语系。当然也不妨解释成一时取快的
谐戏之言。理由是凑趣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又按谁“自命‘钱学专家’”？在一
篇书评中，我们怒诃《钱锺书散文》编者的谄佞，转述她的称谓耳。“高明的读者可
以举一反三”，虚晃一枪耳。

   
到如今，我们依然确信，钱先生确实说过“吴宓太笨”云云。因为，那话是大实话，
“言公”，用不着“捕风捉影、发秘探幽”，再随便翻翻《吴宓日记》吧。《吴宓日
记》的问世，使我们得以真确地认知吴宓的人品和学问。

   
1927年10月31日：“自觉（一）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识见之偏狭，行事之朴陋，虽
自诩真诚，而常为通人如寅恪等所笑。（二）我腹空空，毫无实学，而绝少真获。既
不通西国古今文字，又少读中国书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劳精疲神者，皆无益事，
皆不可告人之事。”1928年9月17日：“宓行事虽愚痴，有损一己之声名格调，而不能
自止。南游归来，精神反苦，不能专心作文读书，如之何哉？”1929年1月28日：“父
谕所言（19日‘个人愚迷’云云），不能谓为太刻。独宓之赤诚热心，真世间至愚憨
而至可怜之人矣。”1929年4月29日：“宓行事固多痴愚悖谬。”1929年11月11日：“
诚如潘伯鹰言，宓为愚不可及矣！”1929年9月25日记意中人毛彦文“不过相信宓为一
愚人而已”。再瞧1937年6月29日：“陈福田处心积虑，为日已久，且收取系中诸少壮
教授之欢心，以推倒王文显，且排宓。人徒知清华风物生活之美适，岂知其政争与倾
轧耶！”

   
这还不叫“笨”？还不叫“俗”？怎么就“伤害了钱老和吴宓诸先生”？不知其人，
不论其世，光会偏执蔽固地为尊者讳，那才叫“误导读者”。就在几天前，钱先生在
山西大学的同学好友常风先生对人说：那句“名言”是钱先生说的，钱先生甚至在学
术上批评他父亲，说这样的话有什么奇怪呢？何况这话又没有说错。

反响之一
   
拙文就是讲这类具体史实，纯属学术考辨，实在没什么可惊天地泣鬼神的。出乎意料
，文章发表后，竟引起很大反响。

   
云中君在1998年7月3日南京《服务导报》上开出双行大题目：“一起级别最高的文坛
公案 
学者指称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堪疑”。接着，《羊城晚报》7月15日、《文学报
》7月16日、《重庆晚报》8月4日、《作家文摘》8月5日等纷纷予以转载。

   
作为个中人，我们认为云中君的文章还是公正客观的，说话也在行。如他说：“钱锺
书先生能够在《吴宓日记》中作序，并有歉意，从传统观念上讲是分内之事。”又说
：“（钱氏）虽然语涉尖刻，但都是三四十年代文化人之间的正常现象，说明当时文
人更少顾忌。”知人论世，可谓“知言”。但有几处他弄误会了。

   
首先，我们作的是考证文字，目的纯正，是考信证伪；如果有批评（或称骂），对象
也不是钱锺书先生，不是吴宓，而是创作《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的杨绛女士。当然在
考论中，据实揭示吴宓的褊浅、冥顽、多猜疑、易躁怒、反复无常，说批评吴宓也行
。同时公正评价钱锺书，证明钱先生对吴宓其人其诗的品评没有任何过错或罪过。

   
其次，杨绛是钱先生的妻子，但她并不代表钱先生，俩人性格不同，思想迥异。譬如
杨绛以“杂忆与杂写”闻名，而钱先生极端讨厌“自传与回忆录”。云中君文中说“
杨绛（代表钱锺书）受到的最严厉、最不客气的公开批评”，那是“大多数的错误”
或“历史的误会”。

    
与之相关，云中君的另一结论：“从了解当事人的角度，最有权威的是杨绛”，我们
也得说“唯唯否否不然”。第一，杨绛原文明说她当时“身体不适”，“对他（钱锺
书）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是的，杨
绛那时“有身”，只恐怕连“粗粗地看看”都没有，“那两字的雅号”保不准是从吴
宓小女“摘示”的一节吴宓日记上瞅来的呢。何以言之？一来正如她自己说过的，“
我健忘症与年俱增，书随读随忘”；二来杨文把论吴宓人品诗品的学术论文（“Mr.Wu
Mi & His
Poetry”）猜成是评温源宁《不够知己》的英文书评第二稿。第二，钱先生臧否“吴
宓太笨”云云时，杨绛远在上海，并不在现场，怎么能“了解”当事人的一言一动？

   
不过，照我们看，杨绛完全“了解”或知道钱先生必定说过那话，然而，却在口头流
传六十年、文字记载二十年后，才挺身“辟谣”，想是因情迁景异，自以为那话有损
于钱锺书形象，又可借机报复挑她毛病的“钱学专家”。下意识当然自觉并自恃望重
名高，不难以一手掩天下耳目。对此，“高明的读者”，倒确实“可以举一反三”。

   
按理说，杨女士作为钱先生的妻子，在对钱锺书性格等方面的感受上，是“最有资格
”或“权威”的。而杨绛正是过分或完全凭仗这优越性，自以为说什么是什么，把历
史文献和文章风格全抛脑后，用稗官笔法创造了一系列“神话”。甚至于对她不了解
的事情（如结识钱锺书之前或她不在现场时发生的事情），也摆权威的架子。

   
譬如，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称：“锺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
‘锺书’。”实际上，据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钱氏自曾祖钱维桢以下，
以“福、基、锺、汝、昌”排辈。可见，“锺”为谱名。所以，钱福炜的长孙钱锺唐
，生于光绪二十年，已经用了“锺”字，先天已定，初无待乎“抓周”而后命名也。
钱锺书叔叔钱基厚的《孙庵年谱》（1943；亦见《钱锺书评论》卷一）则记载：“宣
统二年十月二十日申时，侄锺书生，叔兄出也。适有人遗父以《常州先哲丛书》者，
故为命名曰锺书，小字阿先。以伯兄无子，奉父命，由伯兄夫妇携室乳养。”明言“
锺书”名为祖父所命；李洪岩《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亦言：“按中国一般传统，只有
祖父才有资格为长孙取名，父辈不能僭越。”类似这样的史实错讹，杨绛书中是很多
的。读者不应忘记，杨绛是编故事的圣手女秀才──天生的小说家。

   
至于李赋宁（“外语界泰斗”之封，怕李自己要谦让未遑罢）尴尬狼狈，我们对他格
外同情怜悯。在师母的逼“问”下，他只有赌天发誓的分呀！同时他会想，反正记录
者早死了，历史见证人就剩我了，查无实据，没准能蒙过世人呢。

   
我们觉得，对“谣言是否属实”（这句话略有语病。用哲学家褚慎明的句型说：你没
证实过，怎会先定性为“谣言”呢？“谣言”还用“属实”吗？）“最有发言权的”
不是李赋宁，更不是不是杨绛，而是钱锺书本人。大家知道，钱锺书记忆力惊人，是
否说过此话，他应该知道。而此话见诸公共文献二十年，他也不能不知道，但他从没
有对此作过什么“辟谣”。而杨绛作为他的夫人，不向第一当事人钱锺书询问，却拐
弯去问李赋宁，也可见她的霸道和无理了。

反响之二
   
如果说拙文的反响之一是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外，那反响之二，则是引来了两篇无理
取闹的文章：一篇是署名沙子的《“钱学”与“抢钱”》（广州《新快报》1998年8月8
日），一篇是署名王泉根的《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中华读书报》7月15日）。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不懂装懂，胡搅蛮缠，而中心意思，则是一点，即我们不
该给杨文挑错，要“息事宁人”。这就使人不解：怎么就不能给杨文挑错？难道一挑
错，杨绛先生的人格文品就降低减价啦？

   
说到挑错，其实，我们老早就给钱先生挑过。如果您手头恰好有一部《管锥编》，那
不妨翻看一下序文及其《增订》，看上面是否有“范君旭仑是正一百余处”和“范君
旭仑曰”字样。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说我们比钱先生高明呢？钱著让人挑出了毛病，
是否就有损他老人家的形象了呢？但凡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难准确回答。

   
对学术指正，钱先生向来都是很高兴的。沙子《“钱学”与“抢钱”》，也曾引用钱
先生“私函未发表文字”：“隔靴抓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样的道理，钱
先生在著作中作过深刻论述。所以，我们觉得，对实事求是的指正文章（特别是出于
晚辈之手），杨绛先生想必像钱老一样，会欢迎喜欢的。杨老这样的社会知名大人物
，难道连这点雅量都没有？

   
其实，我们与杨绛女士是有“交往交情”的，对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假如您对杨绛先
生恰好也了解一二，那一定知道有一本叫做《老圃遗文辑》的书（长江文艺，1993）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范君旭仑把所找到的多年旧《申报》逐日检看，找出大量署
名老圃的《时评》、《常评》以及《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长文，都设法复制下来。他
出于爱好，尽心尽力，把放大镜照着，手抄了他所收集到的全部《常评》和部分《时
评》，并加上新式标点。他把复制件连同手抄稿，托人带给我。”在《杨绛作品集》
里，作者还欣幸地记载：“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所以，照杨先
生对我们的了解，一定知道拙文只是想澄清史实，并非要让她丢丑露乖；再说了，大
不了一篇学术文章，哪能有那样大的社会力量？

   
老实说，除了《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之外，对杨老其他作品中的史实错误，我们已在
将完成的专著《钱锺书与吴宓》里，予以订正。但我们总觉得，这无碍杨老形象，更
不会减损人们对她的尊重。求真求是，直言直指，是科学精神和方法，是对杨绛先生
的真尊敬与真爱护。假如明知杨老有失误却不说，反而想方设法加以掩盖讳饰，挤眉
弄眼当佞臣（snob），那才是对杨老的大不敬，难道会是什么“钱学之幸”？

    读钱迷钱的人，想必都知道《管锥编》中透辟论述过“文德（der Mut der
Wahrheit）”。对于“寡闻匿陋而架空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讹众而曲学
违心，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造伪”等丑行，钱老向来是诃斥不稍逭的。我们不
该向钱老学习吗？

   
现在的问题是，拙文发表后，钱先生没说什么，杨绛女士也没说什么，倒是王泉根、
沙子这两个对钱杨二位莫名其器的人出来发话了。王泉根甚至说，我们所掌握的文献
资料“不值一驳”，“即使果真‘证据确凿’那又怎样？”这就纯属不讲道理了。因
为，不管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确凿，他都一律不相信，那岂不成了泼皮耍无赖？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耐着性子作了一篇《再评〈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刊登在7月23
日《特区时报·百科周刊》，据实指出了王文的常识及逻辑错误（包括读不懂钱诗等
）。

   
沙子则自居杨绛亲信，作护钱斗士状，责令我们“据实来写钱老的今昔”，实在亦令
人吃惊：难道人家没“据实”吗？假如俺们不尽不实，那你为什么不拿出些反证来“
实”一下呢？

   
批评我们欢迎，但是，照常识，你要批驳拙文，就应该举出反证；可是现在呢，没有
。沙子拿不出任何证辞，知道驳不倒我们，便转移话题，蛮缠胡搅，编派我们为侵掠
著作权的积犯（畅销书《交锋》就曾受到辩方的如是控告，技止乎此，大可嗤悯），
拐弯抹角地袭击，甚至气势汹汹地叫骂。学者的学术研究，怎么弄成了杂文家手里玩
的飞刀？有本事“拿证据来”！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钱先生喜欢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过
：“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钱先
生也痛言畅论，求道治学，都须有德，应该有面对真理的勇气。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分内事，理应倡导，理应彰扬。大家该做一个正直而聪敏
的君子才是。